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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作者
一、柳永
柳永(约987～约1053)，原名三变，字耆卿，崇安(今属福建)人。少年时去汴京应试，经常跟歌妓们一道生活，狂放不羁。仁宗皇帝闻其名，说：“此人任从风前月下浅斟低唱，岂可令仕宦!”遂落第。以后在汴京、苏州、杭州等地流浪了一个时期。至景祐元年(1034)，方进士及第。曾任屯田员外郎。卒于襄阳。死之日，家无余财，群妓合金葬之于南门外。
下面摘录几条前人对柳词的评论。(1)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柳词格固不高，而音律谐婉，词意妥帖，承平气象，形容尽致，尤工于羁旅行役。”(2)宋翔凤《乐府余论》：“柳词曲折委婉，而中具浑沦之气，虽多俚语，而高处足冠群流，倚声家当户而祝之。如竹所录，皆精金粹玉，以屯田一生精力在是，不似东坡辈以余力为之也。”(3)刘熙载《艺概》：“耆卿词细密而妥溜，明白而家常，善于叙事，有过前人。”(4)周济《宋四家词选》：“柳词总以平叙见长，或发端，或结尾，或换头，以一二语勾勒提摄，有千钧之力。”
二、柳永的词
1.北宋词至柳永而一变。柳永是北宋第一个专力写词的作家，也是真正开启宋词天地的重要词人。他以一落魄文人，流连坊曲，采纳市井新声，为文人词作输入新鲜血液，并自觉地以市民情调取代贵族情调，变“雅”为“俗”，从而改变了词的审美内涵和审美情趣，在词中开拓出另外一番境界。从内容上来看，柳词虽仍多倚红偎翠、浅斟低唱之作，但也体现出许多新的倾向，扩大了词的题材范围：第一，在描写男欢女爱的传统题材时，柳词从达官显宦的峻台重阁转向了平民百姓的市井青楼，具有浓厚的市民气息。这类词作有的表现了世俗女性大胆泼辣的爱情意识，有的表现了惨遭遗弃的平民女子的痛苦心声，有的抒写了处于社会下层的伶工乐伎的不幸遭遇和美好愿望，皆透露出新的时代气息。第二，工于羁旅行役，他把这些本来多入于诗的言志抒情内容一并移入词中，用来描写江湖流落的索寞，抒发别离相思的况味，此类作品达到了比较完美的艺术境界。第三，部分词作还展现了北宋承平之世繁华富庶的都市生活与多彩多姿的市井风情，这在柳永之前的词作中是不曾见过的。另外，那些抒写作者身世遭遇，表达怀才不遇的愤懑和对游宦生涯厌倦的作品也颇值得注意。著有《乐章集》。
2.柳永词标志着北宋词发展的转折，他对词的创造性贡献更主要是体现在词调和艺术方面。首先，发展了词的长调体制。柳永精通音律，或利用民间原有的曲调，或把小令扩展为慢词，或旧曲新翻，或自创新调，使慢词的曲牌大为丰富，词的体式至此相当完备，这样就增加了词的表现容量，扩大了词的表现能力。长调蔚然成为一代风气，倡导之功不能不归于柳永。其次，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柳永把六朝小赋的作法移植于词，创造了铺叙展衍、恣意渲染的艺术手法，写景状物备足无余，叙事抒情淋漓尽致；与铺叙相配合，他还长于白描，不加藻饰而又生动传神。此外，构思细密，布局完整，章法委婉，层次分明也是柳词的重要艺术特征。第三，革新了词的语言表达方式。柳永也能以清丽的语言写传统的雅词，但他贡献最大的却是使用极其生动、浅近的语言写出的俚词。他一扫晚唐五代词人的雕琢习气，充分吸收日常生活中的俗语、口语入词，以通俗流利的语言取代雅致绮丽的修辞，达到了“状难状之景，达难达之情，而出之以自然”（冯煦《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的境界。正是在柳永手中，俚词才具备了和传统雅词分庭抗礼的资格。作为第一位对宋词进行全面革新的词人，柳永对后来词人沾溉甚深，许多大家都受惠于他，柳词不仅促进了宋代俗文学的发展，也为金元曲子开启了先河，以至有人称他为“曲祖”。代表作品有《雨霖铃·寒蝉凄切》《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望海潮·东南形胜》。
三、柳永的《望海潮·东南形胜》赏析
在词史上，一般把柳永推为婉约派的正宗，有时与秦观合称“秦柳”，有时与周邦彦合称“周柳”，因为他“长于纤艳之词，然近俚俗”（《花庵词选》），“所作旖旎近情，使人易入”（《四库提要》）。就其大部分作品而言，固属如此，然亦有不同风格。在这首《望海潮》中，词人以大开大阖、直起直落的笔法，描写杭州的繁荣景象，仿佛在读者面前展开一幅宏伟壮丽的历史画卷。因此李之仪在论及词体发展时说他“铺叙展衍，备足无余，形容盛明，千载如同当日”（《跋吴师道小词》）。陈振孙也称其词“承平气象，形容曲尽”（《直斋书录解题》）。
词的上阕，一开头即以鸟瞰式镜头摄下杭州的全貌。它点出了杭州位置的重要，历史的悠久，揭示出所咏主题。三吴，旧指吴兴、吴郡、会稽。钱塘，即杭州。清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云：“陈置钱塘郡，隋平陈，废郡置杭州。”此处称“三吴都会”，极言其为东南一带、三吴地区的重要都市，字字铿锵，力能镇纸。其中“形胜”“繁华”四字，乃一篇之主脑。自“烟柳”以下，便从各个方面描写杭州之形胜与繁华。“烟柳画桥”，写街巷河桥的美丽；“风帘翠幕”，写居民住宅的雅致。风光旖旎，用笔妍蒨。“参差十万人家”一句，以力挽千钧之势，转弱调为强音，表现出整个都市人家的蕃庶。“参差”为大约之义。“云树”三句，又推开一层，由市内说到郊外。在钱塘江堤上，行行树木，远远望去，郁郁苍苍，犹如云雾一般。一个“绕”字，写出长堤迤丽曲折的态势。“怒涛”二句，写钱塘江水的澎湃与浩荡。“天堑”，原意为天然的深沟。《南史·孔范传》中写过：“长江天堑，古来限隔……”极言长江形势之险要，这里移来形容钱塘江，亦十分妥帖。钱塘江八月观潮，历来称为盛举。早在唐代，李白就在《横江词》中写过：“浙江八月何如此，涛似连山喷雪来。”宋初潘阆在《酒泉子》中也说：“长忆观潮，满郭人争江上望。来疑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写杭州，钱塘潮是必不可少的一笔。“市列”三句，只抓住“珠玑”和“罗绮”两个细节，便把市场的繁荣、市民的殷富反映出来。“珠玑”“罗绮”，又皆为妇女服用之物，并暗示杭州声色之盛。缀以“竞豪奢”一个短语，反映了市民（这里主要指富室）穷奢极侈的生活。
下阕前半段专咏西湖。西湖经唐代白居易的治理、五代吴越王的营建，至于宋初已十分秀丽。词从湖山胜概、四时风物、昼夜笙歌、湖中人物四个方面，描绘了它的美好风貌。重湖，是指西湖中的白堤将湖面分割成的里湖和外湖。叠NF762，是指灵隐山、南屏山、慧日峰等重重叠叠的山岭。湖山之美，词人先用“清嘉”二字概括，接下去写山上的桂子，湖中的荷花。这两种花也是代表杭州的典型景物。白居易《忆江南》云：“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杨万里《晚出净慈寺送林子方》诗云：“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柳永这里则以工整的一联，描写了不同季节的两种花。据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十三云：“此词流播，金主亮闻歌，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说得虽有些夸张，但这两句确实写得高度凝练，它把西湖以至整个杭州最美的特征概括出来，具有歆动人心的艺术力量。“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对仗也很工稳，情韵亦自悠扬。“泛夜”“弄晴”，互文见义，说明不论白天或是夜晚，湖面上都荡漾着优美的笛曲和采菱歌声。着一“泛”字，表示那是在湖中的船上。“嬉嬉钓叟莲娃”，可以看作对上文的补充，也就是说吹羌笛者是钓叟——渔翁，唱菱歌者为莲娃——采莲姑娘。“嬉嬉”二字，则将他们的欢乐神情，作了栩栩如生的描绘。
下阕后半段总结前文，归美郡守。相传“孙何帅钱塘，柳耆卿作《望海潮》词赠之”（见《鹤林玉露》卷十三）。《宋史·孙何传》谓真宗咸平中（约公元1000年），孙何徙两浙转运使，至景德初（1004）代还。“何乐名都，勤接士类，后进之有词艺者，必为称扬”。孙何礼贤下士，爱好词艺，故柳永作《望海潮》以赠。为了博得孙何的称扬和延誉，他不得不在最后唱一点颂歌。然而笔致洒落，音调雄浑，仿佛令人看到一位威武而又风流的地方长官，饮酒赏音，啸傲于山水之间。结尾二句：“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凤池，即凤凰池，本是皇帝禁苑中的池沼。魏晋时中书省地近宫禁，因以为名。“好景”二字，将如上所写和不及写的，尽数包拢。意谓当孙何召还之日，合将好景画成图本，献于朝廷。然“归去凤池”，实含入朝执政之意，则“好景”除湖山胜概、廛市繁华外，并当寓指其守杭良好政绩。以此语祝孙何他日任满报政于朝，擢登相位，可谓善颂善祷。
这首词不但画面美，音律也很美，在柳永词中别具神韵。《望海潮》词调始见于《乐章集》，当是柳永所创的新声。观其内容与声情，确似将钱塘观潮的感受谱入律吕。如果说他的“杨柳岸，晓风残月”，合于十七八女郎手执红牙檀板浅斟低唱的话，那么这首词不达意中的“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则非关西大汉弹起铜琵琶敲起铁绰板引吭高歌不可。世人论宋词，说起豪放派作品，多推东坡的《念奴娇·大江东去》，即使上溯，也只及于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殊不知柳永此词早于范作十多年，其写景之壮伟、声调之激越，与东坡亦相去不远。
柳永填词，很注意结构。这首词尽管以铺叙见长，但为了避免平铺直叙，他在发端及换头之处，都能用一两句话勾勒提掇。如发端“东南形胜”，给人以警醒的印象；换头“重湖叠
清嘉”，给人以别开生面的感觉。另外，他在写景时也能注意交叉用笔，如“烟柳画桥”三句与“市列珠玑”三句，本是表现市内繁华，完全可以连续写下去，但词人却在当中穿插“云树”三句写钱塘江景。这样便显得不沾滞，场景多变，密中有疏。即以写自然景色而言，也能注意穿插人物的活动。如下阕前半咏西湖，洋溢着生气，荡漾着欢乐，充满着和谐，形成美好的境界。这首词中还用了许多由数字组成的词组，如“三吴都会”“十万人家”“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千骑拥高牙”等等，或为实写，或为虚指，然均带有夸张的语气，这对于豪迈词风的形成，也是极有帮助的。
（摘引自上海辞书出版社《唐宋词鉴赏辞典》，作者：徐培均）
